徐钧：刻意的心理成长是一个陷阱

今天的文章，分享一下信息时报对著名心理人徐钧老师的专访，看看他是怎么看待上述问题的。

信息时报：在《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里介绍心理学家的时候，你都会介绍他们所属的心理流派，看上去心理学一直以来流派众多，有些还相当对立，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流行的主要有哪些流派？不同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徐钧：当代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从19世纪开始的，当时大家对人的心理治疗都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每种治疗方法都带着治疗师自己的探索。在1980、1990年代后，临床心理咨询才越来越成熟。现在国际心理咨询流行趋势是整合，大家都希望能超越各自流派的局限性，把来访者的利益置于中心，现在大家都采取更务实、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别的流派。信息时报：在写到心理学大师的心理咨询时，你特别强调人性的力量，为什么？徐钧：我比较喜欢传统的、有人性力量的心理咨询。相当部分心理疾病的产生就是因为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被社会人性的对待，有些人可能在小时候，会受到父母过分宠爱或者过分严格的对待，有些人则是在社会上，受到不人性的对待，某些公司可能只追求盈利，对员工没有人性的对待，就会导致员工心理疾病的产生。信息时报：你认为在当代，一个心理治疗师首先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徐钧：我认为当代心理咨询师，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勇敢面对自己人生的人，一个生活正常的人。其次应该是相对完善的人，性格开阔，有人性的精神，有自我接纳的能力，既能接受优点，也能接受阴影。我同意《广州日报》心理版编辑武志红所说的，他说过，心理成长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刻意的心理成长确实是一个陷阱，并不是说一个人参加了工作坊、心理潜能开放培训就能成长的，一个人应该勇敢、开放、自然的去生活，去体验自己生活当中的痛苦，然后全然接纳自己。就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来访者好了，他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再想起我，我就会很满足了。信息时报：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有时候可能是无奈的，因为你要去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甚至尝试改变他的想法，你有过很无奈的时候吗？成就感呢？徐钧：我并不想改变他人，只想促成来访者自己的改变，让他自己变得更加成熟。美国心理学家巴史克曾经说过，“我从来就不曾解决过任何人的任何问题”。所有的心理疾病要好，需要病人自己对自我的接纳。

信息时报：你选取了弗洛伊德作为开篇人物，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时，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像潜意识、恋母情结等用语和概念，到现在已成为常识甚至是解读文化现象的工具。你怎么看当时国内这种“弗洛伊德热”？徐钧：准确的说，弗洛伊德是在1920年代就开始传入中国了，解放后中国受到前苏联影响，心理学开始衰落，后来甚至取消了。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最早弗洛伊德是被运用在文艺理论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它是和文革后中国人的文化复兴、东西方文化的对接、性观念的变化等结合在一起的。喜欢精神分析和真正试图去了解它，是不同的。我觉得精神分析对我们的意义是，提供给我们看世界的另外一种方法，提供给人很多联想，给人更开阔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时报：当代中国人对心理学的认识是从对弗洛伊德的狂热开始的，现在心理学成为了时尚，就你自己的体验来看，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程？徐钧：大众化心理学的道路，现在还在走，很多人对心理学还是不太了解的。专业的心理学包括基础和应用，临床心理学提供了很多人性的关怀。其实每个人都是心理学家，因为每个人都会体现出对自己心理的关注，比如我们对别人说的话的反应，就是对别人心理的一种探究。对自己的了解与对别人的了解程度是成正比的，你越了解自己，就会越了解别人。比如谈恋爱的两个男女，都会观察对方，希望了解对方的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两个心理学家了。信息时报：你说过，心理咨询是在19世纪的西方社会应运而生的，因为当时西方传统的宗教价值体系作用减弱，传统家庭模式演变，医学的发展等。现在的中国，心理咨询正在兴起，这是否说明今天的中国社会和19世纪的西方社会有相似之处？徐钧：中国今天的社会其实不像19世纪的西方社会，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当中，思想开放，对个人的关注更多，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概括。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像二战后的欧美社会，有些地方像欧美的60、70年代，还有些地方则更现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更复杂，对个人价值更注重。同时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开始更关注心理的幸福感、愉快感。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心理的痛苦是不会被关注的，只有温饱解决了，才会关注心理问题。信息时报：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你自己怎么理解人生的幸福？徐钧：人生的幸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人能很好的适应社会，能开阔的看待心中的起伏，全然接纳自己，明了当下的满足，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该怎样生活。

信息时报：在备受关注的同时，心理咨询的专业水平也开始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地震后的心理咨询工作，有些被认为不够专业；最近还有抑郁症患者出书，谈到她接触过的国内医生，认为他们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研究很难与国际接轨同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国内心理咨询的状况？徐钧：目前国内的心理咨询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很好，有些和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国内系统的谈话疗法训练，是在1990年以后才正式开始的，中德班第一届真正开始了对行为、精神分析、系统家庭等疗法的训练，三年六期。现在国内不少知名专家曾经是那里的学员。信息时报：汶川地震后，你所在的心理咨询机构也派出了不少心理专家，做了很多灾后心理咨询和重建的工作，据你所知，情况如何？将来会怎样？徐钧：我的同事刚去的时候是做心理陪护，在2个月以内，灾民需要的是实际生活上的帮助，在2、3个月后，有些灾民的心理会自动康复，部分则会有创伤后应急障碍，脑子里会闪回灾难的画面，这些就是需要真正心理咨询的。我有朋友现在仍在汶川，培训当地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不是一两周，几个月的事，它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对于外地咨询师来说，如果暂时放下自己的工作，去那里呆上一段比较短的时间不太合适，特别是对象是孩子的话，刚建立感情就要走的话，会让已经失去父母的孩子再次感受到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再次的伤害。奔赴灾区的热情当然无可厚非，但这样的技术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曾经跟我同事说过，三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就不必急于一时，可以在三年之中或之后继续关注那片地区。

又比如，佛陀的思想与临床心理治疗的某些契合。佛陀认为所有痛苦的原因是人对世界有不实际的看法，希望世界能符合自己的心意，这样想的话，面对人生难免会失落，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看法，就会很痛苦。现实当然有些是可以改变的，但有些是不可改变的，如生病和衰老，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把事情看作是事情本身，因为我们不能主宰什么，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因果规律，并无绝对的主宰者。一旦了解了这个，就能更开阔的继续生活，这些也是认知心理学中包含的内容。

信息时报：你写到日本的心理治疗师河合隼雄在学习心理学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逐渐认识和回归。你是否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过养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哪些部分会对中国当今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作用？徐钧：中国本土心理学刚刚开始发展，我觉得至少需要5~ 10年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日本如今已经发展了很好的本土心理学，他们一开始也是学欧美的，用了大概10~20年时间发展成现在的本土心理学，印度的本土心理学发展得也不错。东方人的心理特点在心理咨询中应该被考虑，不应单纯把西方心理咨询方法拿来，应该看到文化的差异性。汶川地震后，美国波士顿创伤干预中心主任写信来说，中国除了考虑用西方的心理咨询方法外，也应该考虑用中国自己的方法，如太极、针灸等，这些对心理障碍的康复是很好的。911后，不少美国人用了太极、针灸的方法来进行心理康复。现在不少心理咨询都采取了中国古诗、国画、太极拳等方法进行心理治疗。不过要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把西方研究东方文化的著作翻译过来，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心理学的积累，需要自己的本土治疗经验。我知道，很多心理学家不喜欢本土化，认为这是过于封闭了。我认为，大原则当然是世界通用的，但民族差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临床心理学家；自体心理学家；人本主义（聚焦取向）治疗师；认知行为疗法（CBT）治疗师；纽约国际聚焦学会聚焦取向心理疗法(FOT)训练协调员、考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