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血腥，枪械……暴力美学带来的快感和宣泄

最近热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爆火了！这部内地少有的（少儿不宜）大尺度电影不仅情节曲折跌宕，更具有大量恣肆的枪杀搏击和赤裸裸的血腥死亡画面。而电影中充满争议的暴力镜头反而是最令观众心潮澎湃的部分，比如灵修堂大屠杀的情节，戏剧般的审判加上音乐与枪击的交叠，让整个场景充满了血腥的洗礼和诡魅的圣洁，反而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冲击和艺术张力。

很多人看完电影都联想到了那些经典的同题材港片，比如吴宇森的“英雄”系列电影。虽然在尺度和限制级别上各有不同，这类电影都是充满了打斗、枪械，甚至有些还会涉及到性和暴力。这些在道德和法律上所规禁的情节映射到了荧幕上，反而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受甚至艺术体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力美学”，最典型的是昆汀·塔伦蒂诺的一系列限制级电影。从《杀死比尔》到《低俗小说》，这些电影不仅没有因为暴力场景被大众抵触，反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暴力美学与本我冲动：

释放内心的野兽

精神分析学认为暴力来源于人们原始的本我冲动，弗洛伊德将人的冲动分成了性本能和死本能，性本能包括饥渴、性欲等等本能，事关人的自我存护及种族繁衍；死本能则正好相反，是使有机物退回到无机物的状态。死本能是一种“攻击性的本能”，可以隐伏在无意识之中，使人把自己变成对死亡的旁观者甚至参与者。

由于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人们潜意识里的攻击欲望被抑制和隐藏，而电影艺术的直观形象和虚构性便成为了人们发泄攻击欲望的最好选择。《杀死比尔》中女主在“88人团”的围剿下将来者逐个击杀，突出重围。畅快淋漓的战斗画面让观众感同身受的体验了危险的来临，又展现了女主的沉着冷静和卓凡的战力，这也是昆汀暴力美学的绝佳体现。如荣格所说：“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荣格的心理原型理论假设每个人的人格都包含四种原型：人格面具(Persona)、女性潜质(Anima)、男性潜质(Animus)、阴影原型(Shadow)。人格面具是按照别人的期望行事，是一种社会性的表演，通常用于掩盖阴影原型不道德的一面。女性潜质是男性身上的女性特质，比如情绪敏感和同理心等。男性潜质是指女性身上的男性特质，表现为追求权力和独立自强等。

而其中动物性的阴影原型是在内心的欲望和情绪，往往带有卑劣成分，也是最强大和危险的部分。隐藏在阴影原型中的暴力倾向长期以来都是一种道德禁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道德禁忌增添了许多神秘感。这种神秘带来的兴趣使突破禁忌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风格化甚至诗化的“暴力美学”让人们在灵肉之间翻涌和舞蹈，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体验着“兽化”的禁忌快感，从而减轻内心深处由阴影原型所激发出来的暴力嗜血冲动。

后现代和荒诞：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电影艺术

后现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多元、去中心、混沌。电影的商业化也使得观众对电影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有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下戏仿等形式的模仿和消解性质同样带来原创性的消失，而“暴力美学”则用新鲜的电影语言和价值观念弥补了现代社会想象力的匮乏和原创力的减弱，提供了别样的影视流派。最近火爆的《周处除三害》取自对《晋书》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典故的戏仿，不仅在内容上对原典故进行了新的演绎和价值承载，影片中的暴力场面更是回绝了干瘪的运镜，生发出别样的艺术体验。

以直报怨侠道赤胆，

以暴制暴邪不压正

一个合格的电影制作应当承担起宣扬正面价值观的社会责任，而暴力电影常常带有对普遍价值的怀疑、对宏大叙事的颠覆，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复仇和滥杀的泥淖，成为纯粹的感性宣泄而过犹不及。“暴力美学”只是作为电影的一种艺术手法和形式，若没有良好价值导向终究不能算作一部佳片。

暴力电影争议点在于它是否会引导青少年群体模仿电影情节，最终走向现实的犯罪行为。正如前面所说，电影可以通过旁观的方式让观者间接参与到暴力之中，使胸中的狂野得到暂时的宣泄和替代性满足，从而抑制阴影模型的肆虐和减少犯罪。但同样的，如果电影将暴力主体塑造成了一个偶像，就会让有犯罪倾向的人产生迷恋甚至模仿。

“波波玩偶实验”与暴力习得起源

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有一个著名的“波波玩偶实验”，演示了儿童如何学会攻击性的行为。他把一群儿童分成三组，第一组儿童进入一个房间，看到一个成年人对波波娃娃进行猛烈的攻击，比如用棍子打、拳打脚踢，同时施暴者还口头威胁和侮辱娃娃，然后得到了糖果奖励。而第二组儿童则观察到了相同的场景，但是攻击者也因此受到严厉惩罚。而第三组儿童则没有看到任何暴力事件，而是在看电影或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

第二天班杜拉让所有的孩子进入了一个具有波波娃娃的房间，发现第一组观察到暴力场景的孩子开始模仿了镜头里的攻击行为，继续拿棍子甚至自己的手脚攻击波波娃娃。而在另外两个组中观察到了相对少的攻击行为。

班杜拉用替代强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观察者因为看到别人（榜样）的行为受到奖励，他本人的间接引起的行为的增强；观察者看到别人的行为受到惩罚则会产生替代性惩罚作用，从而抑制相应的行为。

可见暴力电影在让观众“爽”的同时也应当展现激进行为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恶有恶报”。《周处除三害》没有脱离主流价值叙事的点就在于，主角陈桂林的暴力更多的针对于恶势力，有一种侠义心肠，最后曾经的恶行也收到了相应的惩罚，实现了自我救赎和法律的统一，善恶分明同时又满足了正义空缺下的审判。

当然，不同人对暴力美学的接受阈值不同，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也应减少暴力电影或游戏的接触。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暴力美学的存在，如福克纳所说：“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罪恶的存在，需要去改正，去变革。他不应该永远只记得善与美。”这也许就是暴力美学的社会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