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生是“妈宝”吗？| 《像心理学家一样思考》

如果要问我们婴儿时期说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想必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妈妈”。

而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对妈妈的称呼虽有改变，但对妈妈的感情很难疏远。不管在外的我们多么努力扮演着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当一只脚踏入家门的那刻起，无论是寻找失踪的袜子，还是面对打翻的奶茶，甚至单纯好奇晚饭吃啥，我们都离不了那声“妈”的呼喊。总之只要方圆50米里有妈妈的存在，就能自动加载“遇事不慌先喊妈”的策略。

那么在家秒变妈宝的我们，是与生俱来就对母亲有着别样的爱吗？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如跟着学堂君看看心理学家们是怎样回答的。

从动物研究看——对母亲的感情都源于先天本能吗？

一个人的早年经验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决定了他的行为特点及一部分人格特征。因此，婴幼儿和母亲的关系，一直是各大心理学流派研究的重点。而一部分心理学家通过对动物们的观察，认为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生物学上的特定机制形成的，即与生俱来的。

1910年，德国行为学家海因罗特在实验中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鸭，会本能地跟随在它第一眼见到的活体动物后面，而充当这种活体的除了小鸭的母亲之外，人或者其它无生命的活体也可担当此任。这种现象后来被另一位德国行为学家洛伦兹称为“印刻效应(impirnting)”。这种效应不仅仅局限于低等动物，同样适用于人类。

印刻效应的产生与个体的认知、记忆机制和情感行为都紧密相关，并且婴儿在早期生活中通过与特定对象（正如母亲等主要抚育者）的互动形成的深刻印象和行为模式通常是不可逆且长期持续的，以至于我们能将“妈宝”模式延续至成年后。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哈洛（Harlow）对恒河猴的研究结果，也能看出个体出于本能对和母亲接触的需要。他和同事将刚出生的幼猴同母亲分离，并用两个代理母猴替代真母猴——一个是被海绵和毛织物包裹体内安装微暖灯泡的“绒布母猴”，一个是外型基本相同但是由铁丝网制成的胸前有奶瓶的“金属母猴”。

刚开始，婴猴多围着“铁丝母猴”获取“母乳”，但后来发现婴猴只在饥饿的时候才到“铁丝母猴”那里喝几口奶水，其他更多的时候都是与“绒布母猴”呆在一起。而婴猴在遭到不熟悉的物体（如一只木制的大蜘蛛）威胁时，也会跑到“绒布母猴”身边并紧紧抱住它，似乎“绒布母猴”会给它更多的安全感。这表明除了食物这种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外，抚摸接触带来的安全感也是驱动幼猴与母亲建立联结的本能需求之一，有时甚至比单独的被哺乳需求更强烈。

习性学认为，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来自种系生存和延续行为的进化。1969年，英国心理学家鲍尔贝（Bowlby) 率先将这种观点应用于依恋领域并进行了长期研究，认为人类儿童和其他动物一样，在早期阶段对于母亲的依恋是一先天遗传的行为，是帮助婴儿留在父母身边以远离危险、增加生存发展机会的策略。

以上内容说明了婴儿与其母亲即主要抚育者形成的强烈的情感关系，离不开满足生理、安全的本能需要。然而这似乎难以完全解释我们与母亲的复杂感情，下面我们换个视角再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答案。

从认知神经看——不同文化中“母亲”的意义都一样吗？

追过美剧的朋友不难发现，大部分美剧中成年主角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模式，母亲和成年子女被视为独立的个体，二者的关系较为松散。如《老友记》中罗斯和莫妮卡这对兄妹的父母虽也对孩子的生活非常关心，但更多强调他们作为成年个体之间的互相支持，主角成年后的生活并不会过多受到父母干涉。而反观中日韩家庭生活类的影视作品，总难完全脱离与原生家庭以及母亲的联结。

那么现实生活中东西方文化下对母亲的情感也是同影视作品这样吗？我们如今的“妈宝”特质是否也与在东方文化熏陶下的成长有关？一项认知神经学领域的经典案例会告诉你答案。

2007年，一项通过运用功能磁共振技术（fMRI）来了解不同文化如何影响人的思考方式的研究，证实了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对母亲的情感联结差异。

该研究招募了13名中国大学生和13名西方大学生（以英语为母语的白种人），给被试展示一定数量的个性特征形容词，如“勤奋（diligent）、“热心（warmhearted）”等，然后询问被试这个词是否适合形容自己或形容妈妈或形容其他人。被试进行这些任务的同时，研究者利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通过对中西方大学生进行fMRI扫描和认知任务，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与母亲表征在前额叶皮层（MPFC）活动上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在形容自己和妈妈时，中国大学生的大脑活动区域是重叠的，而西方大学生的大脑活动区域是分开的。即西方大学生仅在自我判断时会激活MPFC，母亲判断与其他人判断相似；而中国人学生自我判断和母亲判断都会激活MPFC。这表明西方，MPFC特异性地与自我相关联，而中国人在MPFC中将自我和母亲表征整合在一起。

这项研究结果证明了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你的大脑对于特定加工过程的工作模式，即自我表征的神经机制[1]。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前面的猜想——我们的“妈宝"的形成离不开后天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差异让我们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将自己同母亲联结到一起，而不是区分为两个独立个体。

从行为主义看——婴儿们都先学会喊妈妈是巧合吗？

前文已经知道我们与母亲的联结既离不开本能的需要，也离不开不同文化认知加工过程差异，但调查全世界的数据就会发现，虽然文化不同，可世界上大部分婴儿最早会说词语都是“MaMa”。这个现象真的只是母爱之下的巧合吗？让我们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Skinner）的研究说起。

斯金纳认为，人类和动物的行为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学习塑造的结果。为了实验性的分析行为，斯金纳发明出一种带有杠杆的操作箱，老鼠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每当老鼠做出实验者定义的适当行为时，操作箱便会释放一粒食物。例如，当老鼠先在箱子里转一圈再按压杠杆时才会出现食物，那么老鼠就会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的转圈后压杠杆的行为是获取食物的关键，并很快学会在压杠杆前先转圈。

同样观察婴儿最初尝试发音的过程，也会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a”“wu”“ha”“da”等简单音节，有的甚至比“Ma”出现的更早。然而成年人面对众多无意义音节，并不会给予这些声音太多关注和反应，只有当婴儿发出类似“Ma”或“Ba”的声音时，家人才会对婴儿给予大笑、抚摸，以及一系列的言语反馈。

而来自家人尤其是母亲在婴儿自发性发出“Ma”后给予的积极反馈，相当于斯金纳操作箱中小老鼠做出适当行为后出现的食物，增加了婴儿再次发出类似声音的频率，让ta们逐渐意识到这个词的独特涵义，最终学会了叫“妈妈“。

结语

通过心理学家的视角我们能看出，如今我们对妈妈的依赖既离不开与生俱来的为了生存发展的本能需要，也离不开文化环境的影响，还离不开后天外界强化下的习得——是母亲在听到自己被孩子呼唤后，不厌其烦地关心照料和积极关注，才给予了我们遇事先喊妈的底气。

那么已经长大的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同样的积极反馈，让妈妈渐渐学会并习惯于有事依靠我们呢？能让妈妈逐渐变成”孩宝“，或许是一件比自己当“妈宝”更值得自豪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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