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访关系质量，决定心理咨询的容错率

对于心理咨询效果的研究中，有个概念叫“渡渡鸟效应”，指的是研究证明：

不同心理疗法之间，不存在疗效上的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虽然个别研究证明，某种疗法疗效更优，比如有些研究证明，CBT对抑郁症的疗效优于其他心理疗法，但这样的研究结论，未得到重复研究的证明。

目前业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认为诸如咨访（咨询师-来访者）关系这样的共同因素，或者说通用因素，才是导致心理咨询起效的关键，而非不同心理疗法的技术差异等独特因素。

研究表明，咨访关系占心理咨询疗效约50%的作用。咨访关系为何重要，可以有很多角度理解。

比如良好咨访关系奠定的安全、信任氛围，有利于促进来访者改变；良好咨询关系必定包含有效共情，共情本身具有疗愈作用（详见《“理解”的疗愈功能》一文）。

今天想从“容错率”的角度，谈谈咨访关系的重要性。

共情既是心理咨询的基础，也是心理咨询的核心。

最早在心理咨询领域强调共情重要性，从而使“共情”概念传播开来的心理学大家罗杰斯，用中国文化来说，其对于共情、咨访关系促进来访者改变，已至“道”的境界，无须其他咨询技术。

这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难以企及，后辈从业者不得不学习技术，因为持续、足够准确的共情，并非易事。

情感是“情境的涌现”。

情感的情境性，意味着情感（本文指真实情感，不考虑伪装的情感）是当下、即刻、鲜活的体验，而非可预见、表演的体验；

情感的涌现性，意味着情感是过去、现在、未来（比如预期未来产生的情感）的结合体，是大量、复杂信息在身心系统汇集而成的质变产物。

我们常说情感是非理性的，因为情感不像理智可控，有些捉摸不定。

情感的“情境涌现性”特质，决定了情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共情的困难性。

虽然研究表明，人类存在镜像神经元这类生理构造，天生具备“感同身受”以相互理解的共情基础，但这套“共情机制”能够发挥的功效程度（比如发挥出20%的水平，还是80%的水平），受后天成长环境和当下状态影响。

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没有两个人的成长经历完全相同。即使是双胞胎，成长环境极其相同，经历也有差异。

经验的差异性，使得我们理解他人时，本质上是“共情性猜测”：

带着可能性，以猜测尝试共情他人。

本质上，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他人的情感体验，无法“复制对方感受”，100%准确共情。

当然，令人感受到被共情，无须100%准确的共情，只须达到会被对方感受到共情的“基准”就行。

这个“基准”是多大程度？

60%？80？95？

每个人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被共情的基准也不一样。

比如一个人被领导骂了和失恋时两种情形，我们常识性知道，后者需要的共情程度要深些。

因为共情实质上是“共情性猜测”，从业者对来访者的共情是否准确，是否有效，由来访者的感受决定。

“猜测”必然有“猜对”和“猜错”的时候。也就是说，心理咨询中，共情不准确是必然存在的情形，即使是罗杰斯这样的宗师，也无法避免。

来访者是否能涵容从业者共情不准确，即心理咨询中共情不准确的容错率高不高，取决于咨访关系：

咨访关系稳固，共情不准确的容错率高；咨访关系差，共情不准确的容错率低。

如果心理咨询的容错率低，从业者一旦出现共情不准确，来访者感到不被理解，便可能结束咨询；

如果心理咨询的容错率低，从业者共情不准确的试错机会，相对多些。

容错率的高低，由共情奠定的咨访关系质量决定。

心理咨询容错率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咨询技术的运用。

除了催眠大师艾瑞克森，经常体现出对运用技术的效果的预见性，而有意识的使用某些技术，未见其他人可以保证运用某种技术，一定能让来访者改变。

从业者使用某些技术干预，是试图使来访者有所改变的尝试，通常无法保证有效，需要根据来访者反应，调整干预方式。

既是尝试，便存在有效和无效的情况。

无效的干预，有时候是因为从业者技术操作不当，有时候并非是技术无用，可能只是时机不对。

来访者是否能够涵容从业者的无效干预，是否会因为无效干预感到难受，或者觉得没用而认为从业者没有能力帮到自己，从而结束咨询，同样取决于心理咨询的容错率。

如果咨访关系稳固，容错率高，来访者便能容纳从业者无效的干预尝试，愿意继续咨询；

如果咨访关系差，容错率低，从业者的无效干预，便可能导致来访者结束咨询。

除了共情是否准确、干预是否有效等，心理咨询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详见《心理咨询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一文）。

因为不确定，对于从业者来说，如何促进来访者改变的咨询过程，便存在很多“尝试”。

尝试便一定存在“试对”和“试错”。

可以说，心理咨询过程必定充满着“错误”——无关从业者是新手还是专家——即使是对来访者帮助很大的有效咨询过程，也必定充满“错误”。

来访者能否涵容从业者犯错，心理咨询的容错率高低，便取决于咨访关系的质量。